（七）中國史學的危機 —— 魏胖子的學習筆記《史记》
2015-11-05
學者至今則之
夫天下稱誦周公，言其能論歌文、武之德，宣周、邵之風，達太王、王季之思慮，爰及公劉，以尊后稷也。幽、厲之後，王道缺，禮樂衰，孔子脩舊起廢，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作《春秋》，則學者至今則之。
中國自古稱頌周公，不僅是因為周公的個人功業，而是他能發揚父祖的功業。這裏，後稷、公劉、太王、王季都是周王室之先祖。幽厲之後，周氏中衰，「王道缺，禮樂衰」，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文化的中衰。這個文化在周公之後出了非常了不起的人物——孔子。
「孔子修舊起廢」
「舊」和「廢」是指孔子之前在中國傳承已久的古典文明。這裏「修舊起廢」具體的作為則體現在「論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作《春秋》」。
在古文家的心中，《春秋》無非是將舊史書重新修撰、重新抄錄。
「則學者至今則之」
到了西漢時，天下學者多半還忠法孔子就是因為他有如此大功。
中國史學中衰的危機
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，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、忠臣、死義之士，余為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
「獲麟」
春秋的最後一年，魯哀公最後一年，魯哀公「春，西狩獲麟」。
「四百有餘歲」
這個數字是錯的，曾經有學者計算，從魯哀公十四年，到司馬談死的這年共三百七十二年。司馬談是天官、史官，在當時的天下，任誰都有可能弄錯年份，最不可能弄錯年份的就是司馬談，即使司馬談病糊塗了，司馬遷也不糊塗。如果「四百有餘歲」沒有意義，那麼司馬談不會故意弄錯，不合常理。讀中國書不能「泥文生義」，最後自然的說古人弄錯了。這裏司馬談刻意如此，是有意義的。
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」
春秋戰國時代都有太史的傳統。
二十五年：
大史書曰，崔杼弑其君，崔子殺之，
其弟嗣書，而死者二人，其弟又書，乃舍之。
——《左傳·襄公》
從上文可以看出，
一、當時周氏封建太史是家族內傳承的，所以司馬談對司馬遷說祖先是史官並非無根據。
二、中國人把史學看得特別高，崔杼弒「其」君，「其」君非「我」君，史官並不認為是「我君」，因為當時太史是由周王室派往各國的，他們在家族內父子兄弟相承。他們是直接受令天子，他們是代理天子到各國來記錄史事的，有超然與各國政治的地位。
正因如此，史官才有這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。
在天下戰亂以後，各國史官失其官首。「史記」此指古代史書之通稱，並非指太史公所撰者。後來史記變成這本書的專名是因為這本書太了不起了，認為它是中國史學最重要的代表，所以通名代專名。原本史記叫《太史公書》。
秦既得意，燒天下詩書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為其有所刺譏也。詩書所以復見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記獨藏周室，以故滅。惜哉，惜哉！獨有秦記，又不載日月，其文略不具。
——《史記·六国年表序》
秦記過於簡略，不足以重修古代史書，戰國這段時期的史料十分缺乏與混亂，產生這樣史學斷裂的情況是因為
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」
如果這一刻沒有人站出來重新恢復舊的史學，中國的史學傳統可能就此斷裂。
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，而諸侯相兼，史記放絕。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、忠臣、死義之士，余為太史而弗論載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，汝其念哉！
經歷了戰國的戰亂，史學即將中衰斷絕，好不容易秦朝統一天下，結束了六國的戰亂。但問題是秦國力行法家統治，它們的統治者認為，歷史根本對於統治是有害的，所以禁止大家以古非今「以古非今者卒」比「偶語《詩》《書》者棄世」還要嚴重。秦統治者非常厭惡史學，它刻意的消滅中國史學，所以中國史學並沒有因為秦朝統一而迎來生機。
好不容易「今漢兴，海內一統」。好不容易漢朝來了，天下太平，老百姓休養生息，文化事業蓬勃發展。可是漢朝的復興並沒有帶來中國史學的復興。
「漢承秦制」
它雖然沒有像秦朝那樣刻意消滅史學，漢朝的統治者也絕對沒有想要恢復史學，發展史學的想法。
漢朝不是有太史令嗎？
秦朝也有太史令。秦漢的太史令都是不修史的。他們管的是天官，管的事天文歷算，管的事祭祀。後面西漢太史令司馬遷，司馬談修史記純粹是個人興趣，是本職以外的私人兼差，和他們的正業半點關係也沒有。
因此西漢的出現對於中國史學來說，只是沒有被破壞下去，它並沒有因此而復興，因此司馬談在這一點上有著墻裂的憂懼和墻裂的使命感。
中國史學即將斷絕
「明主賢君，忠臣，死義之士」有那麼多，「余為太史而弗論載」，我擔任太史卻不能把這些記下來，我有愧我的職守。
這裏講的修史的職守是太史公司馬談的自覺，自我的使命感和國家交代給他的工作半點關係也沒有。而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使命感，並不是因為朝廷，而是因為他的祖先原本是史官，他有這樣家庭文化的大傳統下來，而後他們有那麼多代的祖先鬬沒有辦法擔任太史，到他這一代，他終於重新去當上太史了。他擔任太史之後，想要私人恢復過去太史真正的職掌，也就是修史。
這是司馬談的自我期許，他現在把這個期許交給司馬遷。
為什麼我們非要修史不可？
他清楚的告訴他兒子「廢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懼焉」。如果你把這個事業繼續發揚堅持下去的話，我擔心中國歷史的大傳統，中國史學的大傳統就要從此斷絕了。
這是他最害怕的事情，臨終前告訴他兒子「余甚懼焉」
司馬談為何如此憂懼？
按照今天的想法。我不做這個也自然有別人做這個的。真是如此嗎？